原PP电子大学副校长、全国一、二、三届人民代表。馮沅君先生是学林仰重的中国文学史专家，一级教授，又是名垂史册的中国新女性作家，曾蜚声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文坛。

馮沅君，原名淑兰，1900年生于河南省唐河。小时候随着两个哥哥读过两年私塾，兄长们进入学堂后，她就失去了上学时机，只能靠大人们的指点读点诗文。

據馮友蘭先生的回憶，說他妹妹從小就有兩大特點。一，絕頂聰明。“1916年夏天，我從北京大學回家過暑假，沅君跟著我開始讀書。那時候北京大學國文系的教師大部门是章太炎的學生，文風是學魏晉。我就在這一方面選些文章，叫她抄讀。她真是絕頂聰明，只用了一個暑假，不光能讀懂那些文章，而且還能摹擬那些文章，寫出作品。”二，性格倔強。“有一天，沅君寫大字，不知道先生說了句什麽批評的話，沅君生了氣，第二天就不去上學。母親生氣地說，不上學，就要把她送到上房後邊的一間黑屋子裏。她甯願上小黑屋，也不去上學。母親勸說解釋，親自把她送到書房門口，先生也出來接她，她無論如何也不進門。”（《沅君幼年轶事》，《文史哲》1985年6期）

究竟是亲兄妹，馮沅君嗣后的生活，证明了哥哥的视察和判断相当正确。

1917年，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建设，馮沅君获得消息坚决要去报考，终于说服了母亲，去北京应考，秉性聪慧的她竟榜上有名。

女高师是中国第一所女子高等学府，聚集着一批优秀教师。李大钊、胡适之、顾震福、陈钟凡、胡小石、陈衡哲、周作人、吴贻芳等，其中有专任有兼职，鲁迅、陈独秀等也到校作过讲演。他们或思想先进，高屋建瓴，或知识渊博，学有所长。名师出高徒，在先生的教诲和诱导下，馮沅君在女高师的刊物上接二连三地发表了不少诗词和论文。

1922年，馮沅君从女高师结业，结果优异，考入了北京大學研究所国学门，当上了该所的第一名女研究生。

1925年，馮沅君从北大研究生院结业后，去了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任教。今后，开始了她长达半个世纪的大学教师生涯。

1924年春，在上海創造社的刊物上，接連發表了淦女士的一組反對封建家長、舊禮教對婦女的迫害，歌頌戀愛自由、婚姻自主的小說：《隔絕》、《隔絕之後》、《旅行》、《慈母》。四個短篇雖獨立成篇，但猶如當今的電視系列劇，有著相同的主題：反抗家長的包辦婚姻，爭取自由的愛情婚姻；相似的女主人內心解不開的情結——母愛和情人愛的無法調和。

这组异军突起的新小说刊出后，以其鲜明的反封建设场，对自由恋爱的斗胆追求和热烈憧憬，在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回声。书写这组反映时代青年“公意”，喊出时代青年“呼声”的作者淦女士，就是正在读研究生的馮沅君（其时叫冯淑兰）。

1926年，四個短篇結集後取名《卷施》，編入魯迅先生編輯的《烏合叢書》之六，由北新書局出书。1935年魯迅先生把其中的《旅行》和《慈母》編入《〈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並在前言中作了很高的評價：

其中的《旅行》是提煉了《隔絕》和《隔絕之後》的精粹名文。雖嫌過于說理，卻還未傷其自然；那“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間或車上的電燈被震動而失去它的光的時候；因爲我畏惧那些搭客們的注意。可是我們又自己覺得很驕傲的，我們不客氣地以全車中最尊貴的人自命。”這一段實在是五四運動之後，將毅然和傳統戰鬥，而又怕敢毅然和傳統戰鬥，遂不得不複活其“纏綿悱恻之情”的青年的真實寫照。和“爲藝術而藝術”的作品的主角，或誇耀其頹唐，或炫鬻其才緒，是絕然兩樣的。

今后，馮沅君又把在《语丝》、《莽原》上发表的一些短篇小说结集成《劫灰》；《春痕》是部书信体小说。

馮沅君写作的时间极其短暂，作品数量也不多，只有十几万字，但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职位却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翻阅大陆、台湾、香港出书的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作家作品，都有对淦女士的介绍和对她作品的肯定性评论。

台灣文學史家陳敬之在他的《現代文學早期的女作家》中，用了整章論述淦女士和她的作品，他是這樣說的：

她的小說所以受到青年讀者的重視，是因爲她有著比同時代的女作家更大的膽量。敢于掙脫一切舊禮教的束縛，也敢于揭開一切虛僞的面目，赤裸裸的把女性的心理和隱秘，于小說中爲之和盤托出。

他又指出淦女士作品之可貴處則在“曆久彌新”。

雖然在“量”上並不算多，可是在“質”上卻由于其別有風格，則雖然流傳至于今日，猶能使作者體認到它的可讀性和可信性。即以之與“五四”時代的其他女作家的任何傷口相較，亦沒有什麽遜色。這正是她的小說創作差异凡響處。（台灣成文出书社有限公司，1980年）

人过留了名，馮沅君单就小说创作这个领域看，也已名声显赫，活得辉煌了。然而，她是个文学史专家，写小说只是兴之所至的客串。

馮沅君一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主要成就在古剧研究方面。《古优解》、《古剧说汇》是她的卓越的研究结果。

《古优解》是研究古优的。从狭义的角度看，似乎超出了文学研究的规模。论述的是古代社会中“优”这类人的职位、职能、特点，本属于社会学的命题，然而，古优实与后世的戏曲有关。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曾说及古优乃戏曲的远源，但语焉不详。馮沅君借助她在留法期间获得的有关西方古代社会与中国古优同类的fou的质料，运用中西比照的要领，得出了“古优”是一种供君王朱紫娱乐的奴隶的结论，并进而提示出古优与后世优伶的渊源关系。从而使王国维提出的论断提到了具体的论证，中国戏曲史上的一些现象和疑问，也获得了合理的解释。由此可见，《古优解》是一部古代社会学和戏曲史学的经典性的学术著作。

《古剧说汇》收入了馮沅君1936年到1945年10年间写的有关中国古代戏曲的考证文章。《古剧四考》和《古剧四考跋》，包罗《勾栏考》、《路歧考》《秀士考》和《做场考》，划分考证出了宋元时期的剧场、演员、剧作家及其社团和演出等各个方面的实际情况。其中还对元杂剧的重要作家关汉卿、马致远、钟嗣成等人的生卒年代作了新的考定。《说赚词》及的《说赚词跋》、《〈天宝遗事〉辑本题记》及其后记，《金院本补说》及其后记，划分考证了与元杂剧有直接关系的赚词、诸宫调、金元本的曲词、体制及其演变，以及作品、演唱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是就其时新发现的《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一书，考证了元杂剧上演的种种角色的“穿关”（戏剧衣饰）、“题目正名”的功用，以及元杂剧曲调的“联套”（即组合）的程式。这几组文章对所研讨的戏剧现象和问题，多数做出了切合实际的诠释、说明，对王国维《宋元戏曲考》里已做出的和未做出的考证，做了详尽的补证和新证，富厚了对宋金元明戏曲及其演变的认识，对研究中国戏曲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馮沅君学术成就的另一方面是和陆侃如携手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他们联袂相助的第一部著作是《中国诗史》。《中国诗史》是继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后问世的又一部具有开拓性的中国文学专史的力作。这部诗史以史为序，着重论述诗体的兴替和评论气势派头差异的重要诗人，展示出中国诗歌生长的面貌。凭据两人的分工，馮沅君撰写了宋元明清诗史。这一部门，此前尚没有人作过研究，特别是第四编《散曲及其他》更是一片童贞地，编篡具有拓荒的意义。馮沅君将其时尚不登风雅之堂的元明散曲及清代俗曲，看成中国诗歌的主流，而岂论述元明清三代诗词，虽然有失偏颇，但也不失为一家之言。它的积极意义在于将以前不为学者重视的散曲、俗曲编入到了诗史中来，拓宽了文学史研究的视野。

1956年，經兩位先生修改校閱，由作家出书社出书了《中國詩史》修訂本。被評論界稱爲第一部有系統的詩歌史，進入革新開放年代，仍然被學術界所看重。1983年人民文學出书社重版了《中國詩史》，1996年山東大學出书社印制了精裝本，1999年百花文藝出书社作爲20世紀經典學術史之一出书。

馮沅君陆侃如在五十年代中期，依据他们三十年代初出书的《中国文学史简编》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订，编著成一部新的《中国文学史简编》。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中国文学通史。该书对中国文学的历史作出了新的分期，每期前面有“历史配景”和“文学概况”的综述，然后逐次分体评论优秀作家和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特点，注意揭示前后的传承和差异基本上展示出了中国文学的历史面貌。这部中国文学史编纂的原则和所建构的框架，以及对历代作家作品的评论，体现了其时的文学看法和研究水平的高度，因而发生了相当的影响。厥后新出的文学史著作，论述虽有所加详加深，但编纂的原则、模式，都没有基础的改变。

1957年，兩位先生又應中國青年出书社之約，撰寫了更爲簡約的《中國文學簡史》，不僅在國內出书，還翻譯成了英文和羅馬尼亞文，把中國文學史介紹到了國外。

60年代，馮沅君受高教部的委托，和北京大學林庚先生合编《中国历代诗歌选》。林庚主编的上编，1965年由人民文学出书社出书，馮沅君主编的下编因“文革”而停顿，直到1979年才由人民文学出书社出书，此时冯先生已逝世了五年。该书是学习中国诗歌的良师益友，被许多大学中文系选作教本，一直求过于供，至今已十多次印刷。该书获得了国家教委统编教材一等奖，是馮沅君先生赠送给后学的最后一份厚礼。

馮沅君先生从事大学教学事情半个世纪，步入新中国后的二十五年，一直在PP电子大学任教。她倾力教学中国文学史课，编写了多部有影响的教材，培养了数不清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其中不乏全国知名学者教授。冯先生在中国教育事业上功勋卓著，名重学林，永远令人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