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向奎（1910- ），字拱辰，河北丰润县人。1935年于北京大學历史系结业后曾留在学校文学研究所短期事情。抗战时期先后在后方的甘肃师院、西北大学、东北大学等校任教。1946年受聘至青岛PP电子大学任中文系主任。青岛解放后，改任新建设的历史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等职。1956年调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院至今。主要科研结果有专著11部和论文二百余篇。

楊向奎在1991年于PP电子聊城举办的一次有关傅斯年先生学术讨论会上有一句结语说：“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这句话实际上可以作为先生一辈子人生追求的总结。自少至老，始终不渝。无论从政治上和学术上看都是如此。先生在北大历史系学习时，最早选修了顾颉刚先生开设的《尚书研究》课，开始步入了研究经学和中国先秦史、古地理学的治学门路。随后又受傅斯年先生的影响扩大了研究领域。1933年，傅先生在课堂上宣讲《夷夏工具说》，发表了夏代兴起于西方的看法，先生经钻研辨析，撰写了《夏本纪越王勾践世家地理考释》一文刊于1935年出刊的《禹贡》杂志1卷1期，提出了夏代兴起于东方的与傅先生针锋相对的论点，并于1936年由禹贡学会出书了《夏民族起于东方考》一书。顾颉刚先生在研治经学时，断言《周礼》与《左传》这两部古文经书都非先秦人的原著，而是西汉末年刘歆伪造之书。杨先生经过多方稽考，撰写了一系列论文，最后以《论的性质及其与的关系》的总结性宏文发表于1936年出刊的《史学集刊》第2期上，确认《周礼》与《左传》二书均非伪作。顾先生在宣讲西汉政治史时又提出五行学说也是“刘歆一派伪造出来”的理论。杨先生从1942年开始便着手研究理学，陆续撰写《西汉经学与政治》一书，至1945年由重庆独立出书社正式印行。此书基本内容是辨明五行学说在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等言论中已可窥见些蛛丝马迹，但完整建设五行相生、相胜学说的人乃战国后期的阴阳家邹衍，与刘歆无关。此论一出，震惊学坛，相继获得了傅斯年、董作宾等老辈学者的一致好评。自此以后迄于今日的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先生始终秉此宗旨从事研究：一方面，尊重传统，博极群书，以海纳百川的情怀竭力吸收前人的科學研究结果以滋补身心，提高自己；另一方面，锐意开拓进取，勇于突破陈说，别起涂轨，自抒胸臆。一扫学界陈陈相因的萎靡不振陋习。

我國高校條例規定，高等學校的任務是以教學爲主，形成教育和科研兩個中心。這就昭示：高校教師的首要職責是教學和培養後備人才，科研事情必須服從和服務于教學。可是執行的結果，由于一些複雜的原因其中主要由于教師的私心作祟，因此，重科研、輕教學的偏向幾乎普遍存在。先生的一生則與此種不良傾向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在先生的身上，人們會察覺有一顆愛國育人和爲國家盡心盡力構建人才梯隊的滾燙的心，並有一種神聖的使命感。他雖然自己積極從事科研，而且業績輝煌，但同時又以極大的熱情千方百計搞好教學和培育後備人才的事情。其辦法也是多種多樣，十分令人感動：第一，通過辦刊物發現和培養人才。其中通過辦《文史哲》發現兩個小人物即是最突出的一例。第二，愛護青年，如保赤子。先生對學生不僅業務上嚴格要求，而且在政治和生活上也關懷備至，關鍵時刻勇于挺身而出，濟困扶危。1947年，青島山大發生過“6?2”事件，不少學生被逮進“特刑庭”，後來又有些學生奔赴青島外圍的解放區，這時先生竟冒著危險積極投身于對學生的營救事情，並曾多次慷慨解囊，資助學生解決生活或路費等問題。第三，獎掖後進，不遺余力。先生對學生的業務一向要求極嚴，但如發現青年取得了任何一點有積極意義的進步，則總是關愛有加，破例地大加表彰或鼓勵。臨近青島解放時，先生給當時的中文系新生講授《群經概論》課。有位學生寫了篇《讀論語劄記》的作業，全稿不超過2000字，卻提出了不少新論題，先生看後，大爲稱贊，誇獎其文章有顧颉剛之風。這種特殊的獎賞真使這位學子受寵若驚，永生難忘。90年代初，又有一位我校曆史系30余歲的青年寫了一篇有關宋史的稿子，向某權威學者提出了挑戰。先生看到文章後，馬上給我校某領導寫信，詢問該學子爲誰，他深爲山大曆史系後繼有人而高興。後來還不斷給該生通信，多方勉勵或部署寫文章，壓擔子。現在這位學子業已成爲年輕的博導。第四，放下架子，與學生打成一片。1956年秋，先生剛剛調入曆史研究所，便率領一批青年親至四川涼山彜族自治州做了半年的社會調查。60年代初，又親率兩批青年分赴北京明清檔案館和山東曲阜孔府文館會，領導鼎力大举開發整理兩地浩如煙海的曆史檔案寶藏。除此之外，還與學生相助著書，谆谆教诲，循循善誘，科學和教學並重，比翼齊飛，乃先生無私奉獻和足以師表萬世的又一個重要體現。

纵观先生近90年的人生历程突显着一种巍巍高山、众多无际的卓尔不群风貌。从昔人崇尚的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看，先生都业绩辉煌，交相辉映，华光四射。以立德论，先生在大学求学时代便有着强烈的爱国思想，1936年，曾与孙以悌等提倡组织以“潜社”命名的念书社，提倡念书救国，同时加入该社者尚有胡厚宣、张政烺等。青岛解放前夕，先生是其时PP电子大学热情支持爱国学生运动的少少数进步教授之一。新中国降生后，先生又是其时全山大唯一的一位最先庆幸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专家学者。以立功论，先生先生在行政领导和学科带头人的岗位上， 辛勤劳作，日日夜夜，数十年如一日。尤其在事关发现和培养后备人才、系乎学术生命等战略问题上提出了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新创议，如建设山大历史系并亲任主任，开办《文史哲》并亲任主编，倡议开发历史档案宝藏，招呼历史事情者除文献外必须重视考古和社会视察等，都堪称金声玉振，金玉良言。其所作奉献，既有锦上添花，但更多和更可贵的是雪中送炭，温暖人心。以立言论，先生以60余年的写作时光撰著出书了专著11部和论文200余篇，总篇幅近700万言，3部合著和为人作序等杂文尚未盘算在内。其专著主要书目为：《西汉经学与政治》《大一统与儒家思想》《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自然哲学》《自然哲学续编》《道德哲学》《清儒学案新编》《绎史斋学术文集》《繙经室学术文集》。其内涵从横向看，涉及了人文和自然以及人文科学内文史哲的所有领域；从纵向看，则领悟了从先秦到清代的中华数千年文明史。乃名副其实的博通经史，学贯中西的巨子。

先生爲學，務本務實，淹博貫通，融彙經史百家與乎西學于一爐，爐火純青，深造阃奧。光照天人之際，創獲良多，而自己卻十分虛心平靜，視爲虽然。持盈保泰，生命不息，掘進不已。先生在數十年以前便養成了早睡早起的好習慣，即每天堅持晚上八九點就寢，越日晨3點起床從事研究。因此，在曆史所一直流傳著一段故事和佳話：有位老先生是習慣開夜車的，经常發現楊先生早上起床開始研究了，那位老先生尚未就寢。今天先生已年屆九旬，仍堅持著數十年前的作息制度。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孜孜以求，毫無倦色，亦無任何自滿自足心理。爲學笃實光輝，山崇海闊。著作如林，桃李芬芳。且又能永葆學術青春，做到鞠躬盡瘁，奉獻終老。無愧爲時代之豐碑，學林之驕傲。